台南律師公會不連署司改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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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秘書長康文彬指出，金恩博士當年的演講背景，是黑人確實遭到全面打壓與歧視，才會在演講中希望夢想成真。司改會固然揭發很多司法界讓人無法接受的現狀，但並不是所有司法人員都有相同缺失。司改會「我有一個夢」撰寫宣言，彷彿本於職責、盡力工作的司法人員都不存在，把現實說得不堪。因此台南律師公會透過發布宣言，期盼仍要鼓勵兢兢業業的司法人員，而非一昧批判
台南律師公會發布的宣言，律師身為在野法曹，於執業過程中，常與法官、檢察官、警察等有密切接觸，不可否認地，確有部分人員應予檢討。然多數人均是兢兢業業，秉持操守，對案件剝絲抽繭，以具深度的法學素養認真執行職務，卻在司法改革聲浪中遭池魚之殃，一再被全面否定並妖魔化為恐龍，而終至士氣低落，實非公會樂見。」
魯蛇小編今天前往司改國是會議FB，才很lag的發現酒駕的林峯正律師擔任負責司改業務的國安諮詢委員......
酒測0.27的江春男引咎辭職，酒測0.58的林峯正律師繼續領導司改......看來新加坡代表的道德要求還比司改高得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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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教室]功能最適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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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教室]功能最適理論 今天來談一下公法， 以憲法或行政組織法（Organisationsrecht）的觀點來說， 對於機關設計或定位並沒有本質上的必然，依照通說所採的「功能最適理論」，也就是把這個「事務」放在哪一種「組織」、「程序」、「規範結構」裡面，能達到該事務的「最佳效果」者，就應該採取那一種「組織程序」來運作。以上說明相信任何留學國的學者或讀者應該都能接受。 因此，檢察官應該如何定位，放在行政或司法（不可能是立法權），也必須依照功能最適理論來判斷。 注意，檢察官的功能作用，確實有很多行政權的功能（比如說指揮警調），所以檢察官「含有」行政官的性質。另一方面，檢察官在訴訟審理過程並不是終局裁決者，所以也不是狹義的司法官。如果認為檢察官「還有」中立客觀義務的話（刑訴第2條），檢察官就會是介於司法權與行政權之間的機關。 行政法上發展出「獨立性機關」來解決這類問題，比較有名的獨立性機關有NCC、公平交易委員會、中選會和真調會。不知道各位覺得上開機關是否真的很「獨立」，還是有受到政治的影響？如同水瓶時代的文章所提及，根據613號解釋，即使定位為獨立機關，行政院仍有部分人事權，以符合「責任政治」（換言之，獨立機關再怎麼獨立，都必須向「行政院長」負責）。如果檢察官辦案必須向行政院長「負責」，假設有檢察官「白目地」「辦」了行政院長的愛將或「辦不出」在野黨的重要人士，此時是要檢察官「辭職以示負責」嗎？ 欲將檢察官化約為一般行政官，並沒有本質上的絕對不可，但是如何確保其獨立性、抵抗政治勢力介入？提倡此說的專家學者似乎完全處於空中畫大餅的階段。只跟你說檢察官本質上就是行政官，卻沒有提出變成行政官之後要如何設計可行的保障獨立性方案。這就像設計師跟你說你家現在的裝潢設計都是狗屁，叫你全部拆掉以後，卻根本畫不出新的設計圖。這種設計師你敢找嗎？ 當然，如果認為檢察官根本沒有中立客觀義務，是否訴追只需完全聽從上級決定，沒有自主決斷的空間，則檢察官就可以100％的定位為純行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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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要開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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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玉山嘆口氣，案件多，加上為因應司改潮流，最高法院現在常開庭言詞辯論，開庭又是另一個問題，最高法院為法律審，依法原則上不用開庭，現在為了開庭，法庭不夠用，即使開庭言詞辨論，律師的素質沒有跟上，「這種言詞辯論有何意義」，希望能建立國外的「大律師」制度，對社會有意義的案子上訴到最高法院再開庭言詞辯論，而非所有案件都可不設限的上訴最高法院。 一位最高法院庭長也說，有些案件是「死案子」，根本不可能翻案，案子全都上訴，只是浪費訴訟資源。鄭玉山也說，現在重罪或重大金額案件全都可上訴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一年有二千多件煙毒案，法官的精神都在審煙毒案，對嗎？「司改應是治療自己的沈窠，拿刀砍自己的手，會像人嗎？」 本站短評：案件過多的問題，美國法是採取調卷令，最高法院自己選擇認為有重要意義的案件才審理表示意見。但是大陸法系不採此種方式。至於言詞辯論，德國也是原則上書面審，例外重要案件才進行辯論。 「對照同樣是原則不開庭的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該國每年刑事庭5個庭（我國有13庭之多）開庭總件數約為200件，佔總上訴案件約5％；換算回我國的總案件數，大概一年要開400件。至於採行選案制度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平均每年也有80幾件的言詞辯論案件，佔總上訴案件約1％。相差十萬八千里的我國最高法院，不開庭的紀錄可謂傲視民主先進國家。 」（摘自錢法官）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20430/34194955/ http://udn.com/news/story/1/2178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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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必先自律，方能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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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必先自律，方能律人 「到底要開幾次庭？」民眾訴訟案件，最關切判決結果，卻有法官在定出宣判日後，又決定「再開辯論」，引發質疑。高等法院李姓法官因從2014年7月至2016年6月止，動輒再開辯論、逾越辦案期限，甚至在宣判後也未遵期交付裁判原本，法官評鑑委員會決議將李報由司法院交付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 法評會指出，若在案件未成熟達可宣判的程度時，就輕率決定言詞辯論終結，定宣判期日，之後再濫用再開辯論，不但讓當事人產生不良觀感，也會影響司法威信。而李姓法官竟有16件再開辯論2次以上，有些甚至高達6、7次，增加當事人不合理的負擔。 https://udn.com/news/story/7321/278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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