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似乎完全沒有關於偵查手段的修法意向（通訊監察）

臺灣似乎完全沒有關於偵查手段的修法意向
（本文並沒有排除法官保留之意）
從事偵查檢察官工作多年，深知案件查緝時通訊監察之重要性，且各國皆然，因監察所得內容，非僅一般人想像的談話細節，更包含了受監察人所在位置、生活習慣、交友、犯行等資訊。綜觀近30年來通訊模式日新月異，從有線電話、行動電話到今日的行動通訊軟體（如LINE、微信、What’s App），然迄今立法機關、執法部門對於犯罪者通訊監察方式、人員編制、預算、機關位階，猶停留在20年前的有線或傳統行動電話偵查模式，即僅能對有線、行動電話語音通話、簡訊等施以監察，但普羅大眾使用通訊軟體已是常態，故現今執法部門對於通訊監察已接近束手無策的窘境。

反觀世界各國，對此問題在法規上早已有所因應，例如英國於2016年11月29日通過的調查權力法案(Investigatory Powers Act 2016)第5篇所稱之設備干擾(Equipment Interference)、美國於2016年12月1日修正通過的聯邦刑事訴訟法規則(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第41條所稱之遠端存取(Remote Access)、法國於2016年6月5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Code de procédure pénale)第 706-102-3、706-102-2條、德國2011年透過判例確認屬於刑事訴訟法(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 StPO)第100a條電信監控之附加能力(Annex Competence)、以色列刑事訴訟法(Criminal Procedure Law)第23a條所稱之滲透(Penetration)，均已具有相關法律規範，使偵查機關取得法院核發之許可後，對特定之儲存裝置（電腦、手機等）施以滲透、收集資料等偵查行為。中國大陸則更為極端，完全禁止人民使用微信以外，無法監控的通訊軟體，俄羅斯亦同。

近來，毒品、食安、電信詐欺陸續躍居民怨之首，但查緝中發現，除最底層犯罪者，因智識、年紀、經濟等因素，猶使用傳統方式外，其他均利用無法監察的通訊軟體，故多數案件僅能查獲最底層罪犯，主事者猶能另起爐灶。又因犯罪者熟知設置斷點、防火牆、利用我國金融管制的鬆散、人頭帳戶氾濫，使犯罪集團幾近零時差遠端領取被害人款項，或搭以比特幣等交付方式，致偵查難上加難，白領犯罪日益增多，人民損失更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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