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106年第5次刑事庭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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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106年第5次刑事庭會議決議
（小編覺得乙說值得一看！
採甲說：
有管轄權之法院因法律或事實不能行使審判權者，由直接上級法院，以裁定將案件移轉於其管轄區域內與原法院同級之他法院，刑事訴訟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定有明文。又法院組織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地方法院與高等法院分設刑事強制處分庭，辦理偵查中強制處分聲請案件之審核。但司法院得視法院員額及事務繁簡，指定不設刑事強制處分庭之法院。」「承辦前項案件之法官，不得辦理同一案件之審判事務。」「前二項之規定，自中華民國一０六年一月一日施行。」被告於偵查中經檢察官聲請福建金門地方法院羈押獲准，被告不服，抗告於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經該院裁定駁回其抗告。嗣該案件於提起公訴後，經福建金門地方法院判決，被告提起第二審上訴，繫屬於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惟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編制僅有一合議庭，現僅有二名法官，均曾參與本件偵查中羈押抗告之審理，依上開規定，不得辦理同一案件之審判事務。從而該院已無其他法官得以審理本案，該院以其因法律之規定不能行使審判權為由，請求本院裁定移轉管轄，即無不合。本院應裁定移轉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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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教室]功能最適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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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教室]功能最適理論 今天來談一下公法， 以憲法或行政組織法（Organisationsrecht）的觀點來說， 對於機關設計或定位並沒有本質上的必然，依照通說所採的「功能最適理論」，也就是把這個「事務」放在哪一種「組織」、「程序」、「規範結構」裡面，能達到該事務的「最佳效果」者，就應該採取那一種「組織程序」來運作。以上說明相信任何留學國的學者或讀者應該都能接受。 因此，檢察官應該如何定位，放在行政或司法（不可能是立法權），也必須依照功能最適理論來判斷。 注意，檢察官的功能作用，確實有很多行政權的功能（比如說指揮警調），所以檢察官「含有」行政官的性質。另一方面，檢察官在訴訟審理過程並不是終局裁決者，所以也不是狹義的司法官。如果認為檢察官「還有」中立客觀義務的話（刑訴第2條），檢察官就會是介於司法權與行政權之間的機關。 行政法上發展出「獨立性機關」來解決這類問題，比較有名的獨立性機關有NCC、公平交易委員會、中選會和真調會。不知道各位覺得上開機關是否真的很「獨立」，還是有受到政治的影響？如同水瓶時代的文章所提及，根據613號解釋，即使定位為獨立機關，行政院仍有部分人事權，以符合「責任政治」（換言之，獨立機關再怎麼獨立，都必須向「行政院長」負責）。如果檢察官辦案必須向行政院長「負責」，假設有檢察官「白目地」「辦」了行政院長的愛將或「辦不出」在野黨的重要人士，此時是要檢察官「辭職以示負責」嗎？ 欲將檢察官化約為一般行政官，並沒有本質上的絕對不可，但是如何確保其獨立性、抵抗政治勢力介入？提倡此說的專家學者似乎完全處於空中畫大餅的階段。只跟你說檢察官本質上就是行政官，卻沒有提出變成行政官之後要如何設計可行的保障獨立性方案。這就像設計師跟你說你家現在的裝潢設計都是狗屁，叫你全部拆掉以後，卻根本畫不出新的設計圖。這種設計師你敢找嗎？ 當然，如果認為檢察官根本沒有中立客觀義務，是否訴追只需完全聽從上級決定，沒有自主決斷的空間，則檢察官就可以100％的定位為純行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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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玉山嘆口氣，案件多，加上為因應司改潮流，最高法院現在常開庭言詞辯論，開庭又是另一個問題，最高法院為法律審，依法原則上不用開庭，現在為了開庭，法庭不夠用，即使開庭言詞辨論，律師的素質沒有跟上，「這種言詞辯論有何意義」，希望能建立國外的「大律師」制度，對社會有意義的案子上訴到最高法院再開庭言詞辯論，而非所有案件都可不設限的上訴最高法院。 一位最高法院庭長也說，有些案件是「死案子」，根本不可能翻案，案子全都上訴，只是浪費訴訟資源。鄭玉山也說，現在重罪或重大金額案件全都可上訴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一年有二千多件煙毒案，法官的精神都在審煙毒案，對嗎？「司改應是治療自己的沈窠，拿刀砍自己的手，會像人嗎？」 本站短評：案件過多的問題，美國法是採取調卷令，最高法院自己選擇認為有重要意義的案件才審理表示意見。但是大陸法系不採此種方式。至於言詞辯論，德國也是原則上書面審，例外重要案件才進行辯論。 「對照同樣是原則不開庭的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該國每年刑事庭5個庭（我國有13庭之多）開庭總件數約為200件，佔總上訴案件約5％；換算回我國的總案件數，大概一年要開400件。至於採行選案制度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平均每年也有80幾件的言詞辯論案件，佔總上訴案件約1％。相差十萬八千里的我國最高法院，不開庭的紀錄可謂傲視民主先進國家。 」（摘自錢法官）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20430/34194955/ http://udn.com/news/story/1/2178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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